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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不同的是诗意地言说，亦即通过诗意的想象等形式表述自己的哲学观念，庄子即其中之一，他常常以诗化的名言阐发其哲学论点，用诗意的形象展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

科举放榜，船山以春秋经魁的好成绩中得举人。君子人格不仅是理想意义上的价值追求，更是实践意义上的身体力行。

明德唯人有之，则已专属之人。家国凋零的悲痛景象引发船山对自身所求君子之道的反思，他既愤慨明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又痛恨盗贼夷狄造成的家国破碎，在日夜的思考中探索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体现在明辨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懂得取舍，不为强权低头、不为私欲折腰。进入专题： 王船山 。船山自小熟读典籍，在父亲的耳提面命、现实的反复磨砺下，船山立下了以家国情怀为内心的道德根基，以民族大业为外在的价值追求，以儒家要义为理论核心的一整套修养功夫。

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王船山君子人格的核心要义，这种品格不仅展现在船山的理论著作中，还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强调，见于事业者，则身修以应家国天下矣。一种思想系统的主导原则或观念作为宗旨，在相关系统中往往居于支配地位，哲学系统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或不同趋向则通常归属于这种主导的原则，并需要被置于这一主导原则之下来理解。

进一步看，见闻之知基于耳目等感官与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物交而知)，属经验领域的认识。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固然也关注概念的生成和辨析，但在这一方面却显得相对薄弱。对中国哲学史的回溯，同样无法回避这一思想背景。先秦时期，儒家对礼崩乐坏的抨击便展示了社会政治层面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往往因社会生活中礼制之序被破坏而引发，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便体现了这一点。

按其内涵，性与天道中的性主要与人的存在相涉，天道则关乎更广意义上的世界原理，与之相应，作为中国哲学主题的性与天道所指向的哲学问题，是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在尊道贵德之后，是对统一性原理与个体性原理的双重确认。

《咏怀诗·其七》，《阮籍集校注》，第232页。朱熹对此作了引申，使这一命题同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⑨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刘宗周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在这里，理一意味着理为万物之本，分殊则表明理在具体的事物之中规定着具体事物，前者体现了理的普遍制约，后者则表征着理在不同事物中的多样体现。

与之不同，具有唯理论或理性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常常推重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原则，强调理性之思。从回溯、反思中国哲学的角度看，肯定中国哲学的哲学内涵，以认同哲学的普遍品格为前提。在哲学取向上，通常呈现经验论、唯理论、怀疑论等相异的形态。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

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家已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通常将中国哲学区分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哲学，这种不同，并非仅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差异，而是包含多样的哲学内涵：它们乃是各个时期形成的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

以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关系而言，如何理解二者关系，是哲学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哲学同样涉及这一论域。自先秦以后，除了佛教的东传和渗入之外，中国哲学大致在自身的传统中演化。

进入现代之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先后问世，前者被认为确立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后者则在这一方向上作了更实质的推进。在历史回溯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握这些特定的名言、问题、学说内含的普遍哲学意义。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先秦通常被视为中国哲学的滥觞，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哲学的自我回溯和反省，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名篇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⑧这里涉及的虽是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史的人物与演化问题，但哲学史的书写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反思对考察中国哲学也不无意义。能的作用离不开所(因所以发能)，其结果(认知)则需要合乎所(能必副其所)。

⑦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以性与天道为内容，一开始便使中国哲学具有哲学的品格，它同时也规定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首先表现为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的变迁。

新的哲学形态的生成，需要基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历史时代，则需要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来反观不同传统，并关注不同传统所形成的智慧之源。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相对于天道层面的道器、有无，理与欲更多地与人道之域相关，表现为人的不同规定：如果说，理既表征着理性规范及其形而上化，又体现了人的理性品格，那么，欲则关乎人的感性规定。如何在此历史前提下更好地书写中国哲学史?这是今天回溯中国哲学历史演化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

哲学系统的不同，也体现于言说方式。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15)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方以智全书》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9年，第96页。自佛教传入后，从能所关系讨论人类认识，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趋向，王夫之便指出：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

(17)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中国哲学尽管以性道之学的形态呈现，但就其从智慧的层面追问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无疑又应归属于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

引申而言，较之西方哲学之注重形式逻辑，中国哲学多少表现出忽视形式逻辑的趋向。(17)这种辩证思维或辩证逻辑注重揭示对象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概念的转化与变迁，通过名言的辩证运动以把握形而上之道。

理一分殊最早出自程颐，在比较张载思想与墨家学说之时，程颐指出：《西铭》明理一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19)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0页。

另一方面，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如其所是地确认其个性特点。以上的区分和归类，涉及的是多样的哲学系统。从不同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看，其间不仅涉及横向的互动，而且存在纵向的传承变迁。与礼崩乐坏相关的礼法之争，构成了先秦哲学的历史背景。

以世界哲学为视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从不同的方面为当代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智慧之源，反思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也由此得到了深沉的展现。⑥按张载的以上阐释，见闻之知所指向的是外在之物，可以视为认识世界层面的对象之知。

从仁与礼以及仁与乐的关系看，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便表明了仁对于礼和乐的决定作用：唯有合乎仁道，礼和乐才具有正面的价值意义。这种看法，多少体现了某种理性主义的趋向。

要而言之，哲学的沉思需要多样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从不同的方面为当代哲学的建构提供智慧之源，反思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意义，由此也得到了深沉的展现。作为历史中的实际存在，这种哲学的形态包含多方面的内容。